从翟天临事件谈大学的在职博士制度 | 清华法学院教授劳东燕

奕澜法思法律实务 2022-08-25

从翟天临事件谈大学的在职博士制度

因为平时学术交往的同行多是博士，所以，一直没觉得博士学位有多么金贵。当演员翟天临的事件发酵成一起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时，方才有所觉察，博士学位在一般人的眼中，看来还是有一些含金量的。

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，博士是作为学历教育中的最高学位而存在。很多人以为博士后是比博士更高的学位，这就是外行的看法了。博士后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岗位，期限一般是两年。就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说，通常是未找到满意的稳定教职或其他职位的博士，才会申请去做全职的博士后。

抛开博士学位是否与收入或名利挂钩不论，社会一般公众对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高看一眼，想来还是有一些尊重知识的意味在里面。跟先前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相比，人们对博士学位的高看，表明社会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。即便是与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相比，其间社会观念的转变，也让人产生沧海桑田之感。

记得我读小学与初中时，所谓的脑体倒挂，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。当时流行的两句话，一句是“造原子弹的，不如卖茶叶蛋的”，另一句是“拿手术刀的，不如拿剃头刀的“。如今再无人说脑体倒挂的问题。相反，不仅炙手可热的娱乐圈人士，想着要拿博士学位给自己贴一下金，众多的官场人士为仕途计，也纷纷投身于在职博士的大潮之中。

从对有知识者的不屑，到博士学位成为香饽饽，两相对照，这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。尽管这种社会进步中，掺杂着不少的泥沙，引发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在职博士制度便是其中之一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确如六神磊磊所言，在职博士制度是很多高校在正店之外，于后门所开门面销售的产品，主要针对的是有钱有势的顾客。

翟天临事件无疑并非个案。公众舆论对翟天临纠住不放，与其说是针对翟天临个人，不如说是针对当前较为普遍的在职博士现象。其实，娱乐圈在职攻读博士的情况并不多见，更多地是官员在职读博。只是，官员一般都比较低调，不会像翟天临那样公开显摆。

身处舆论的漩涡，想必翟天临会有些懊恼。依常情推测，他懊恼的应该不是去读在职博士，而是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，他在演戏之余读博，并且轻松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同时，我想象，他或许还会有几分怨忿之气：在职读博的官员多的是，凭什么只纠住他一个演员大做文章？

舆论不敢向官员开火，而死纠一个演员不放，多少有些欺软怕硬的嫌疑。就像反腐一样，不抓大老虎而只拿小虾米开刀的话，没什么可正义凛然的。所以，我倒有些同情翟天临。这一次，他所遭遇的众多怒火与炮火，很大一部分其实并不针对他本人，只是他不幸撞上枪口而已。网上有人因此称他为“戏子”，我特别不认同使用这种侮辱性的称呼。有事说事，批评归批评，没必要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，这样来贬损人家的职业。

我不知道，翟天临事件最终将如何收场。在我看来，问题的关键，不是之前授予他的博士学位是否应当予以撤销，而是在职博士制度的去留问题。

当前高校中的在职博士制度如何出台，我没有细究过。然而，这种制度为什么会出台，而且在运行中变得有些扭曲，在我看来，其实也不难理解。

建国后知识分子群体，包括大学教授，在社会地位上，总体而言是偏低的。即便近年来有明显改善的趋势，与民国时代相比，也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。这导致更为优秀、更有抱负或者更有背景的人，多半不会选择教师或是科研人员的职业。既无权又无钱，社会地位也不高的职位，吸引力如何可想而知。

从我的观察来看，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中，从业者大多是家境普通，依靠个人奋斗，同时又希望能以一技之长不失尊严地安稳谋生的人。这样的成员组成，再加上长期以来较为敏感的政治环境，导致这一群体总体上活得谨小慎微，自我保全的意识比较强。

无怪乎有人感叹，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。其实也很好理解。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，既没有很好的家庭出身，政治环境又是如此，连基本的生存与自由都成为问题，又何谈风骨。知识分子也只是普通人，有家有业；当生存的需要都未能获得应有的保障，没法要求他们中的多数拥有铮铮的铁骨。

更何况，即便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牺牲自己，他的下场通常也比较悲惨。我们经常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其实，在很多时候，群众的眼睛是血红的。回想一下鲁迅先生的作品《药》中的夏瑜，从他的命运，就知道此言非虚。

很多人都指望别人挺身而出去当英雄，自己则无比地明哲保身，只想着搭便车，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？所以，有时认真想想，我们吐糟社会环境的不好，归根究底，自己也是为虎作伥者之一。正是自己的怯懦，无限制地退让与容忍，甚或有意无意地助恶，才导致人人自危的处境。最后，谁都别想有真正的安全感。

回到正题上来。在我们这样一个权力本位深入骨髓的社会，任何行业想要获得发展的空间，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处理好与权力之间的关系。因为权力是由占据相应职位的官员所握有，所以，与权力的关系问题，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与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处理。从商如此，从学也莫能例外。

很多明星企业家，看似风光无限，让人以为他们是时代的风流人物，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。其实，一切只是表象。在中国，成功的企业家，从来都是胡雪岩式的人物，也因此，到现在也没能摆脱红顶商人的命运。

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家尚且如此，更不要是一直被边缘化的教育行业了，其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还远不及企业家。官场既然出现对学历的需求，高校迎合官场的需要而设在职博士制度，按我们这个社会的行事逻辑，也自在情理之中。

一则，这多少有助于提升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。二则，教育行业的发展仰赖权力的支持。教育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，产出效果却无法立竿见影的行业。在中国，任何一个大学校长，即便纯粹出于公心，恐怕也必须与各方官员处理好关系，才能获得大学发展所必要的资源。

我绝对不是说，迎合官场需要而设立在职博士制度的做法是合理的，而只是强调，在职博士制度是高校基于需求而开发的一个产品。

在职博士制度存在多年，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，不过是因为存在这方面的需求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。政府对黄赌毒打击这么狠，还是没法将它们打压下去，就是因为存在相应的需求；政府的打击，充其量只是使这些产业转到地下，大幅提高商品的价格而已。

所以，光是纠住翟天临不放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甚至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都还谈不上。最终的结果不过是，人们借助这一事件，再一次地宣泄对这个社会的不满。单纯的情绪性宣泄，无法成为推动制度改良的积极力量。

实际上，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，只要官场存在对博士学位的强烈需求，在职博士制度就不太可能被取消。即便在名义上勉强取消，至多也不过是提升入门的门槛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只有更有钱更有势的人，才能获得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的资格。这又何尝公平呢？

那么，高校的在职博士制度究竟何去何从？

我的看法是，保留这种制度无妨，但必须将它从大学后门私开的门面挪到前门的正店里。

对于官员中真正有学习热情与提升自己要求的人，还是应当予以鼓励。只是，在录取程序与毕业要求上，有必要采取公平、透明而合理的标准。

就我所知，北京的不少高校，至少是法学专业，对于博士生的录取都开始采取审核制，重在考察申请者的已有科研成果与科研潜力，而不是沿袭先前的书面考试制度。录取之后，文科专业的博士生，在读期间主要面临三项任务：一是修完所需的学分（课程量及学分任务一般不重）；二是发表3篇左右CSSCI收录的论文；三是完成10万字以上的博士学位论文。

对于在职博士制度的改良，有两种方案可以考虑。

第一种方案是，完全采取与全职博士生相同的学术标准。无论是录取审核阶段，还是之后的学业要求上，统一按明文规定的标准来办。我所在的学院，对于在职博士生，就采取的是这种做法。在职博士生完成相应的学业要求后，能够拿到与全职博士生完全相同的学位证书。

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学术标准统一，公平性上让人无话可说。当然，它也在实质上基本杜绝了在职博士生入读的可能。

第二种方案是，将在职博士生设为单独的培养类型，另设一套标准。在学术要求上可以较全职博士生略低；同时，在学位证书上做相应的标注，证书的类型不同于全职博士生的学位证书。对此，可仿照硕士研究生中所设的培养类型。

当前法学类的硕士研究生中，就分为两大类：一是法学硕士，旨在培养学术性的人才；二是法律硕士，培养的是实务导向的人才。博士的培养类型也可采取类似的分类。

如果培养的类型不同，拿到的学位证书也有差别，想必在公平性与合理性方面，都比现在的在职博士制度要好一些。

实际上，对在职博士来说，除非原先就在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，不然，拿到博士学位后基本上都不会选择以学术为业。既然如此，对于在职博士的培养，在学术要求上适当降低，同时提高实务方面的能力要求，也未尝不可。

对于第二种方案，有人可能会质问，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的学位，如果降低学术要求，单设一种独立的培养类型，岂非违背现代教育中博士制度的设立初衷？

我承认，这样的质问有合理之处。不过，从我国当前的博士培养来看，即便是全职博士，有很多其实也并不具备出原创成果的能力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，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。其实，法学类硕士分为两大类，也是一种中国特色。据我所知，西方国家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，并不存在这样的设置。

我不是要为有钱有势之人轻松获取博士学位的现象洗地，而是以为，既然在职人员存在对博士学位的强烈需求，正视这样的需求，采取策略性的疏导的方法，应该要比运动式的围追堵截要好。眼下的这波事件过去，即便最终处分了翟天临及其关人员，如果不对在职博士制度本身展开反思，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就并没有得到解决。

最后，顺带说一句，翟天临事件引发知识圈的众怒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，知识圈的很多同行，觉得自己寒窗苦读多年的投入，与工作后所获的报酬完全不成正比；而翟天临一介演员，收入既高，博士学位又拿得如此容易，心理未免有些不平衡。不过，学术行业投入与报酬不成正比的问题，应该是怪不到翟天临，也不能将这笔账算到娱乐圈头上。

可能是受中学时期的马列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太深，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，商品（劳务也是一种商品）的价格，是由所投入的劳动所决定的。这无疑是一种误解。

现代的经济学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商品的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。学术行业收入较低，只能说明在这个社会，学术性的劳务供给量过大，而需求明显不足。想要提升从业人员的收入，要么就是提升这一领域的从业门槛，减少供给的总量，要么就是提升需求的数量。舍此之外，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方法，能够有效地提高学术从业人员的收入。

2019年2月13日

于清华园

THE END

文章整理自：劳燕东飞

作者：劳东燕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

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

编辑：程思丨版式：程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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